目睹长辈在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中挣扎,给这些年轻的携带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而父母和子女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事实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加上乙肝歧视的现状,虽然乙肝病毒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感染者的工作能力,但携带乙肝病毒这个事实却往往成了整个家庭「因病毒」致贫的原因。 乙肝:「中国第一病」25 年兴衰史[1]
不管是从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讲,乙肝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病」。
《柳叶刀·胃肠病学与肝脏病学》上 2018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以 2016 年为时间节点,全球有近 3 亿乙肝感染者。根据这份研究所建立的模型估算,中国大陆仍有 8600 万名乙肝感染者,感染率 6.1%。
得益于乙肝疫苗的普及,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高峰时期 1.2 亿名乙肝感染者、近 10% 的感染率,中国大陆无论是感染率,还是绝对的感染者人数都有所下降,整个中国从乙肝的高流行区进入了中流行区。
乙肝是一种现代病,然而它的大规模传播,却往往是因为现代化进行得不够。
这种数百年来默默无闻的病毒因不安全注射、输血的流行而兴起,也因为一次性器械的使用,全人群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而走向衰亡。
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恰是这种病毒的传播史上最微妙的转型期——可预防、可检出,却仍无法根治。
一个更让人忧心的数据是,在全球范围内,目前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 9400 万,但仅有 5%,也就是 480 万乙肝感染者接受了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未经治疗的乙肝病毒会导致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
把疫苗接种作为这个阶段控制乙肝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如何对待那些已检出却尚不能根治的感染者却在考验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等我们这一代人去世了,(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率)就跟西方一样了」,一位乙肝感染者这样对我说。
1.2 亿,笼罩在乙肝阴影下的大国
缪晓辉的诊室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诊室里不那么素白的墙面,不那么冷冰冰的座椅,医生桌上偶尔放着的鲜榨果汁,和那套先进的远程会诊系统都在彰示着这是一间非常现代化的诊室,然而,诊室里这位知名的乙肝专家医生的问诊,却会莫名地让人有一种回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一整个下午,这里的病人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乙肝携带史几乎与他们的年龄相当,距离他们第一次发病也有二三十年了。
在每位病人至少 30 分钟的专家门诊里,我听到医生让助手在病历上写上:「父母严重肝病史对患者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若未得到适当治疗,20% ~ 30% 的慢性乙肝会发展为肝硬化和(或)肝癌。
在全球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因乙肝引起的约占 30%~45%,而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60% 和 80%。
因为那个年代尚没有大规模的接种计划,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是中国最后一批面对乙肝呈现完全无保护状态的孩童,对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而言,目睹了父母因肝癌、肝硬化身亡的痛苦经历,而自己又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那情景就像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缪晓辉诊室中时常氤氲着的那种情绪,它们或来自患者本人,或来自患者的亲人,带着焦灼、惧怕与期盼。
目睹长辈在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中挣扎,给这些年轻的携带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而父母和子女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事实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加上乙肝歧视的现状,虽然乙肝病毒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感染者的工作能力,但携带乙肝病毒这个事实却往往成了整个家庭「因病毒」致贫的原因。
在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一书中,她曾经借大学生乙肝携带者欧阳子岩之口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我的家乡是个依山靠海的小村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这山这海不养人,当地居民得肝病的人特多,有的甚至全家都是乙肝,其中一小部分不幸者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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